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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4节(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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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北宋时期的“义利之辨”开始了,张载作为关学掌门人,屁股站在了支持搞钱的这一方,也就有了刚才的那番话。

回到正题,卓敬以“北宋五子”的话语来回敬汪与立,从立题到立意,可谓是无懈可击。

而且虽然理学通常主张“古人胜今人”,但荀子这个教出了韩非、李斯两个徒弟的古人,在儒家体系里显然是有点特别的,所以汪与立也不好说荀子就比理学创始人之一、孔孟道统传人的张载更对,否则《明报》断章取义一下,明天头版头条就成了

——“金华学派掌门人师道先生认为荀子远胜孔孟”。

听着台下的一片喝彩之声,汪与立闻言面色不变,苍老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笑意。

他本来就没指望靠着刚才的出招直接秒杀卓敬这种级别的大儒,若是卓敬支支吾吾答不上来,或者没有相对完美的解法,其实才是怪事。

毕竟,义利观是儒学的核心命题,都被各个学派在上千年的时间里吵烂了,说句夸张的比喻,正反双方辩手的答案若是写在纸上,怕是比鹅湖里的水都沉。

他静静地等待着卓敬的回合发起。

卓敬看着跪坐在当面的汪与立,轻轻开口说道。

“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

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

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曰不可言,反人之情矣。

孟子谓‘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

吾幸蒙太祖高皇帝拔擢,跻身于庙堂迄今已有十五年矣。

太祖高皇帝曾与吾言:食不足,心不常,虽有礼义,民不可得而教也。

今乡里愁叹之声尚犹未息,百姓常有冻饿之虞,岂非太祖高皇帝未曾施仁义于天下乎?”

卓敬的反击,是在说利和欲都是正常该谈论的,光说利和欲,而不以礼规范,那么其实是违反人之常情的,所以孟子说“何必曰利”是过激的。

而下半段则是拿亲身经历举例,老朱跟卓敬说过,“老百姓没吃的,就算有礼义也白扯,教化不了”。

嗯,看得出来,这句话确实是老朱能说得出口的,毕竟他是有切身经历的,一家人基本都被饿死了,自己也差点饿死,饿死的时候,礼义确实没法当饭吃,所以老朱朴素的治国理念里,对于这一点看的很清楚,反复地给身边的近臣提及,属实是好心。

然后卓敬又问,如今百姓经常受冻挨饿,叹息声从未停息,难道是老朱没有给天下施仁义吗?

话里话外拿老朱来当挡箭牌,可谓是跟铁铉在济南拿老朱的牌位来阻止朱棣攻城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这也确实是老朱一贯的治国理念。

此言一出,汪与立顿时脸上一黑,心头暗道好一个无耻小人,我枉当你是君子。

这怎么反驳?难道要说老朱是错的?命不要了?

朱棣自己说老朱错了不要紧,可你一个外人要敢当着朱棣的面这么说,我看你是嫌自己家里的族谱太厚了。

汪与立陷入了长考。

楼上,朱棣听了层层转述的话语,和善的笑了笑。

只见朱棣向身后的朱高炽问道:“你觉得卓尚书能赢吗?”

“不好说。”

朱高炽诚实地说道:

“义利之辨儒家从董仲舒开始,便是强调‘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从西汉到北宋,主流的定义都是说要‘重义轻利’,而非绝对忽视‘利’,或者‘义’与‘利’相对立如果汪与立拿之前的说法,避开纠缠,寻本溯源,是有机会扳回来的,如此一来两个回合的试探算是结束了,汪与立很有可能出杀招,接下来万一卓尚书接不住,就有可能会输。”

在儒家传统的义利观,也就是汉儒的主要观点,从《盐铁论》(在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召开“盐铁会议”,以贤良文学为一方,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另一方,就盐铁专营、酒类专卖和平准均输等问题展开的大辩论)以后,就是“义利两有”,但是“重义轻利”。

也就是说,汉儒既承认人们追求利益的合理性,但同时主张对于人们追逐利益的行为通过道德的准绳来评价,同时要求儒士“耻于言利”汉儒还是相对务实的,不拦着人们搞钱,但是对搞钱不给予高评价。

朱棣微微蹙眉,反问道:“那你的意思是,北宋以后,‘义’与‘利’相对立?”

“是。”

“为何?”

“啊这”

还能因为啥?

当然是因为完颜构建炎南渡以后,抛弃父兄,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杀岳飞,签订了《绍兴和议》,宋金两国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为界,从此“南自南,北自北”。

如此一来铁血大宋的三冗问题就被神奇地解决掉了,而偏安一隅的南宋财政情况极大富裕,而南宋的理学家们不需要面对搞钱的压力,自然就可以重新站在道德高地上对着“利”指指点点,甚至将“义”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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