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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7节(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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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彼此皆宜。”

“正所谓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汰浮溢而不骛厚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不幸而至于匮乏,犹当计度久远,以植国本,厚元则元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想要民力不穷竭就少征收点,如此有了农业基础才有开展商业的条件,而如果想要百姓的用度不缺乏,那就得减少商税,而商业发达了,农业也会跟着发达,如果光想着“节流”而不想着“开源”,国家的财政情况是不会得到改善的。

黄福摇了摇头,只说道:“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伪,故君子耕稼田鱼,其实一也。然商则长诈,工则饰骂,内怀窥窬而心不怍,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商者计耕桑之功,资财之费,是一物而售百倍其价也,一揖而中万钟之粟也。”

“所谓海外贸易者也,不过夫上好珍怪,则淫服下流,贵远方之物,则货财外充,太祖高皇帝重赏四夷来使,虽有靡费,然可显我大明之威富,然王者不珍无用以节其民,不爱奇货以富其国,经济之道,在于节用尚本,重农抑商,而非朝廷带头行商贾之事也。”

在这一点上,两人谁都说服不了谁,因为都是处于各执一词,而且听起来都挺有道理的状态。

事实上,两人的观点与西汉【盐铁会议】时桑弘羊和贤良文学们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姜星火认为需要搞“重商主义”好吧,这当然是与“工业革命”配套的国家理念。

但黄福则坚持传统的“重农抑商”观点,并且这种观点因为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所以论据极其充分,充分到简直就是汪洋大海一般,随便捞都能捞起无数前人观点。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单纯地战胜对方,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百官们看着各执一词的国师和工部尚书,不仅有些打鼓。

不仅是心里打鼓,也是肚子饿的打鼓。

要知道,【盐铁会议】可是开了足足半年多,而【延和殿廷辩】时司马光和王安石,吵得同样不短,这要是吵到天黑都吵不完,他们不得饿晕了?

姜星火眼见靠传统引经据典的办法,应该是战胜不了对方,于是又把话题给转了回来。

“太祖高皇帝重农抑商,却非重农绝商,《实录》上便写着太祖高皇帝对于商业的观点,诸公不乏洪武朝的老臣,想来太祖高皇帝说过的这些话,是做不得假的。”

政策的转型自然需要参考原来的政策,姜星火回溯道:“黄尚书所言‘古者’确有其事,《史记》曾记载秦代时,曾经把商人与罪犯同列,便是秦始皇三十三年诏令: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明郡、南海,以谪遣戍;《汉书》曾记载汉代时,除了不许商人乘车、做官外,商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不能购买土地,敢触犯法令者,没入田僮;而《资治通鉴》亦曾记载,隋唐时工商者不得仕进,但太祖高皇帝对待商业,可曾与所谓‘古者’极端鄙视相同?细细探究,不然也!”

“对于黄尚书的‘古者’,太祖高皇帝说的明白:昔汉制,商贾技艺毋得衣锦绣乘马,朕审之久矣,未审汉君之本意如何?《中庸》曰:‘来百工也’。又古者曰中而市,是皆不可无也,况商贾之士,皆百姓也,而乃贱之,汉君之制意,朕所不知也。”

“而对于商业,太祖高皇帝曾言:来远人在乎修政,裕国用贵乎通财,唯有懋迁之利流转不穷,才能财政给足。”

姜星火举例道:“譬如,太祖高皇帝在洪武五年五月诏告天下曰:古者邻保相助,患难相救。今州县城市乡村,或有冻馁不能自存者,令里中富室假贷钱谷以资养之,工商农业皆听其故。俟有余赡,然后偿还又譬如太祖高皇帝曾言:果有一切军民利病之事,许该当有司、在野贤人、有志壮士、质朴农夫、商贾技艺皆可言之,诸人毋得阻挡。”

“由此可见,士农工商,在太祖高皇帝心中,所谓的排序,只是当时于国家的重要程度,而非如前代那般,有着根本的区别,而如今时移世易,形式不同了,又怎可再坚持所谓‘重农抑商’之说呢?天下黎庶,皆是陛下赤子!”

“而所谓海禁,便是太祖高皇帝诏户部:严交通外番之禁今两广、浙江、福建愚民无知,往往交通外番私贸货物,故禁之。”

“太祖高皇帝之所以会推行海禁政策,属实只是迫于百姓私自与外番进行贸易的缘故,而这个外番所指,正是沿海一带肆虐的倭寇,如今明日自由贸易,才是解决倭寇问题的根本。”

“由此姜某认为,所谓海禁,所谓重农抑商,乃是因为洪武开国之时,大明以卫所制为主要财政收入对象已然决定了,大明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尤其是士兵所需粮食的自给自足,那么民间的农业生产自然也就不再是军队的主要供给对象,换而言之,随着经济的恢复,完全可以不再抑制商业。”

“如此一来,既然条件已经相对完善,不需要百姓去竭力满足军事需求,国家财政在农业税方面也基本达到了饱和,又何必去抑制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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