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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2节(2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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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切实的方法论,最终越走越歪。

而另一派,则开始迫近魏晋玄学的心性论,成了清谈派,也就是泰州王艮一派,他们从日用见在处指点良知,谓良知为天然率性、吃饭穿衣、饥食渴饮、冬装夏葛,泰州学派把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的一切樊篱全部打破,其道德性遂缺失不足,行为怪诞,异议纷呈,所谓“上焉者习静谈玄以求顿悟,或作奇异之论以惊世骇俗;下焉者放荡恣肆,每出名教之外”便是如此,举止言谈多放荡不羁,只知清谈心性,不务实事。

在王阳明的心学体系里,良知作为本心的意味极其浓重,道德行为之发动、道德原则之制定皆导源于良知本体,而且王阳明认为世界万物以良知本心为灵明,通过主体对于一点良知的存养与扩充,可达至万物一体之境界。

也就是说,王阳明心学里的“致良知”跟姜星火的“致良知”还不太一样,姜星火只把“致良知”当做心性论的道德准则和道德修养方法,而王阳明则是把“良知”纳入了本体论范畴,这跟姜星火的物质世界一元论是截然相反的。

因此,如果从心学本体论的视角来看,“良知即独知”,契证内赋予主体的良知,惟己独知,若无实地工夫来诠释此独知之本体,则本体将窒息于身体里同样,若无切实可靠的方法论来支撑这一本体的伸展,则必然沦为谈玄说妙的东西。

“良知即独知”这一命题,在理论上存在多种诠释可能,亦是流弊造成的根源之一。

所以,姜星火先设定了“先天之知”即是真理,而真理要通过实践来探求,也就是“致良知”这个方法论,从而完成了逻辑闭环,规避掉了王阳明心学的种种弊端。

而后,就是现在的事情,姜星火需要提出一个完整的方法论,用来给普罗大众使用,教会他们如何用标准的步骤去“致良知”。

姜星火抬头望着天空,缓慢地说道:“其一,曰慎独。”

“慎独”一说,出自先秦儒学诸多经典,譬如《大学诚意》记载“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中庸首章》记载“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慎独”在先秦儒学的语境里,即主体在社会道德实践中,须时时刻刻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审慎心态,即便是在隐微之处也不放松,要切实地做道德实践工夫。

汉代著名大儒郑玄在《中庸首章》处对慎独做了释义“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小人于隐者,动作言语自以为为不见睹,不见闻,则必肆尽其情也,闲居者,独处也”,也就是说君子即使在独处之时,也应持守谨慎,这种释义有些字面意思的感觉了,少了几分微言大义的内涵但在经学时代,儒者多着力于寻章摘句、考据训诂之类,于古圣先贤之微言大义无所阐发,所以倒也没什么。

直到南宋时期,朱熹又对慎独做了新的解释,朱熹认为慎的意思应该跟郑玄解释的一样,但在独字上朱熹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在朱熹这里,独就有了独知(独自知道)的意思。

而姜星火做的解释则与朱熹不同。

“慎独者,人于内心活动之隐微处体察,以至省察克治也。”

也就是说,姜星火认为“慎独”是自我认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道德修养的一种最重要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与天俱来的、能知善知恶的良知,要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去廓清任何已经萌动了的过分的私欲和邪念,就实际意义来说,是一种很重要的修养功夫。

之所以把“慎独”摆在第一位,也是有原因的。

或许人们一般只会记得冠军的名字,但在明代理学界,还不是这样。

“明代理学之冠”毫无疑问是曹端,而“明代理学之殿”的称号,则属于黄宗羲的老师,刘宗周。

明末时期,刘宗周深感当时学风世风之败坏,如何重树学风、纠偏积弊,成了他最重要的理论探索,而“慎独”正是刘宗周提出的解决方案,可谓用心良苦之极。

换言之,姜星火为了这次的太学之会,是真的请了一堆未来的神。

中国的王阳明、刘宗周、王夫之、黄宗羲,外国的黑格尔、康德。

针对世风学风这些问题,在心性论上,王阳明、刘宗周等人提出的办法,是最切合大明社会实际的,将这些办法扬其精髓避其糟粕,自然能够起到战胜旧有理学心性论的功效。

随后,姜星火又讲了慎独的具体方法,其中就有著名的“静坐法”。

“其二,主敬。”

“慎独”是刘宗周的方法,而“主敬”则是王阳明弟子邹守益的方法,有些偏向理学的“居敬”、“用敬”,但不完全是一回事,办法比较保守,但相对于阳明后学中“现成良知”、“百姓日用即道”等激进派的自由放任之主张而言,反倒是真正切实可行的方法论。

“主敬,心有主宰便是敬,主敬则能克己,克己则有主宰,即保持内心良知的虚灵明觉,从而实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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