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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2节(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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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而背靠的契丹,又属于远水,不能解渴。

相较之下,黑汗人是待高昌血流尽,在辽军久战兵疲之后,方才趁隙而动,自然占据着上风。在这样的局面下,契丹人在西域形势日蹙。

如此,倒使得于阗国大松一口气,在南面看戏……

而西域战乱对大汉的影响,大抵也就体现在陆上丝绸之路的阻断了,看辽军遇到黑汗这块硬骨头,甚至还有种幸灾乐祸的心理。

西北隐患

如果要说大汉哪处情况最复杂,统治难度最大,那么毫无疑问,西北地区,尤其是关内道北部以及收复时间还不算长的河陇之地。

汉夷杂处,戎狄环伺,民族问题是其根本原因,当然,自古以来,常有西患,这不是件值得惊奇的事。

只是,对当即的大汉而言,所面临的困难,又远超前代。毕竟,中原政权,失去对河陇之地的控制,还从来未似唐时沦于吐蕃之手那般久,即便有归义军昌盛一时,也不过黄粱一梦。

等大汉重返河陇,所面临的,可以说是一个失去了民众基础的情况。吐蕃、回鹘、党项、羌等胡人,已然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虽然,大汉是以一种包容的心态,接纳各族百姓,各方势力也因为帝国的强大而俯首陈臣,但在推行汉制的过程中,仍旧避免不了矛盾与冲突,降而复叛实属寻常,流血事件更是屡见不鲜。

一些骚乱,一些困难,一些阵痛,对于偌大的帝国而言,或许算不得什么,但是在同化统治的执行上,朝廷还是很坚决的。

另一方面,由于统治重心的东移,缺少了朝廷的就近震慑,也使得中央对于西北地区的掌控能力,也不如强的前代那般强,堪称秦汉以来大一统王朝最弱。

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自长安自开封之间有多遥远,也代表着朝廷对西北统治的难度增加了多少。

不过,在近两年,新旧民之间的矛盾,也益发凸显出来了。从当初折从阮平定西北叛乱之后,以汉民稀少,十余年间,对于西北边州,朝廷一直都在进行迁户实边的政策。

根据朝廷官方的记载,前后十五年的时间内,大汉一共向西北地区迁徙了三十余万众。不要小看这个数字,即便以西北之大,已然可观了。

而其中有三次规模最大,关中蜀乱之后,徙乱众置边;灭蜀之后,又迁豪强以及叛众;再加上,对东南大户的满满强迁。

耗了这么长的时间,费了这么多的精力,自然见到了成效。至少,原本不均衡的人口分布,变得合理了些,西北地区,汉味华风也更重了些。

但是,大量的外来人口迁入,填补汉民缺口的同时,也直接考验着官府的统治能力与手段。治安问题,风俗冲突,新旧矛盾,各种各样影响西北和谐的问题,是层出不穷。

在许多世居西北的百姓看来,这些外来的人,是罪人,是流民,是来抢夺他们生存空间的恶狼。

而大部分迁户,对此,本就不乐意。三十多万人中,只有不到两成,是从全国各地搜罗的无地农民、贫民,以及那些被朝廷在西北的迁户授地政策所吸引而萌生闯到想法的人。

剩下的,不是流放的罪民,就是强迁的豪强、地主、平民,要么就是像川蜀、吴越这样的叛乱余众。

这些成分复杂,且多含怨气的人,又被安排在西北这种多乱之地,想想就不是什么值得喜悦的事情。这大概就是,旧的问题还未彻底解决,新的问题已经产生了。

也就是,当下的大汉朝廷权威正盛,而对西北地区也足够重视,统治也足够强力,并且迁户都是分散安置的,问题还不算尖锐。

但是迁户的问题,也实实在在地摆在那里。京城内外,不乏有识之士,比如有西北为政经验的郭侗就曾上表刘皇帝,讲迁户问题。

已经升关内按察使的前邠州知州王祐,也曾上表,提醒朝廷,说西北迁户,多怀怨望,希望朝廷能够加以重视。

对此,刘皇帝给了积极的反馈,除了几番降诏西北各道州,善加处置民族以及新旧民事务之外,也暂时停止了继续向边州强迁人口的政策。

毕竟,刘皇帝移民实边,是为了平衡人口,巩固统治的,一定的民怨与反噬可以承受,但若真因为此政策,搞出什么大乱子,那可就是得不偿失。

如果,再同本就叛服不定的诸胡搅扯到一起……那种情况,想想都头疼。

当然,刘皇帝并不会因为这些不安因素,就为实边政策感到后悔。毕竟,比起那些胡虏,被迁之民,终究是汉人,长受汉家文化熏陶,不管有多少怨气,统治起来,总归要更容易些。

而他们在戎狄横行的地方,想要生存下去,除了朝廷,除了华夏这个大家庭,又能依靠谁呢?

朝廷需要做的,就是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靠时间去消解那些怨气,在政策上予以优待,比如税收的优惠。

刘皇帝也相信华夏百姓的抗压能力与适应能力,等迁户们彻底在西北诸州扎下根来,终将成为汉家统治可以依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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