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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6节(2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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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自然是显著的,虽然避免不了无辜者被牵连,但若把官府的禁令当真,老老实实地待着,自然不会有事。同时,也着实让各地官府,查出了一些混迹民间的乱贼,抓起来向朝廷请功。

尤其是那些南逃的难民,鱼龙混杂,果然混入了不少叛贼,这些地方官僚的顾虑,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在赵王乃至朝廷的强压下,他们不得不接过扶危济难的差事,一个冬季的时间,自环庆至金延,前前后后接收了四万多的难民,其中抓了上千人……

在开宝二十一年后半个冬季,整个关内呈现出一种肃静的状态,民间的流动与活动,大为减少,除了长安以及各州城,甚至不容许商贾轻易通行,即便能,也需要有官府开具的印有道司关防的通商凭证。

过去那种,商旅如织,人流如潮的情况,不复存在,通行于各官道上的商旅驼队,要么是军队运输的车队,就是有背景,有靠山的豪商大贾。

为了配合榆林剿贼的大局,西北各地官府不得不出台政策,限商限行,控制人员流动,以保证治安,维持稳定,一刀切的做法,也往往省事易做。

不过,这么多年了,大汉的体制早已完善,在城市的管理上,也日趋成熟,因此,倒也不是完全不知变通。

通商证,就是如此时局之下的一个变通手段。大汉的这些城市,毫无疑问,基本都属于消费型城市,都需要海量农村资源的供应,即便是处于市镇中的那些作坊、工场,其原材料供应,也需要从外部采购。而在其中起主要流通作用的,就是那些奔走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大商小贩。

因此,从头至尾,官府出台政策,都只有限商,而非禁商。冬季,乃是各项民生资源消耗最严重的时节,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保证市镇内正常的生产生活,那也是会出乱子的,倘是那样,反而本末倒置,与维稳的初衷相悖。

榆林的叛乱,显而易见,给关内乃至整个西北官民的生计造成了严重影响,时局如此,在官府的禁制下,更有不少商户破产,尤其是那些抗风险能力较差的小商小贩。

即便稳定性最强的农村,也受到波及,为了配合榆林的剿匪,官府的劳役、兵役征召令,是大把地撒向广大乡野。

同时,也促发了一股还乡潮,很多在城市镇甸中混不下去的人,找不到其他出路,基本都选择先回乡窝着,等待解禁的一日。

危险与机遇,从来是相伴的,此事亦然。在几乎遍及整个关内道的大管制之中,同时也避免不了权钱交易,也催生出了一场财富狂潮。

普通的商贾,看到的只是官府限制,生意没法做,日子没法过,但对于那些少数大商,却是难得的机遇。聪明的有实力的人,在面临规则乃至禁令之时,想的却是如何借着这个机会牟利。

城市的需求始终存在,即便是官府也不能禁绝,有这道口子在,那些从事运输贸易的商贾,自然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竞争者直线下降,他们却可以籍此张开饕餮巨口,尽情地收割财富。

一张通商证,在可以转让的前两个月,甚至被炒到万贯一张,像长安、凤翔这样的大城,不投入个数万贯,根本拿不到。还是道府察觉这其中的乱象之后,方才打了个补丁,禁止通商证的转让,以实名实商注册。

即便如此,关内道御史察觉到其中的问题,也向朝廷奏报此事,言关内禁策过于扩大化,以致奸商作祟,大发国难财,关内物价飞涨,民生不安,希望朝廷及时拨乱反正。

至少,在一些有识之士眼中,即便要行限禁之策,也不必全道施行,像关内南部,远离榆林,就实无不要。至于陇右、河西部分地区,就更是凑热闹了。

不过,这样的提议,经过政事堂一番讨论之后,采取了默认态度。道理是那般,出现的乱象也是事实,只是凡事有利有弊,倘若真因地而论,那对关内诸官府的组织与执行能力,又将是一道巨大的考验。

一刀切或许会产生弊端,但不这样做,新的问题乱象也就随之产生,就目前来看,已经有一些关内道之外的商贾,削尖了脑袋想要参与进关内这个难得的财富狂潮,这世上,绝不缺冒险投机者。

不过,御史的进谏,也不是没有任何效果,至少太子刘旸在得知关内的情况之后,对于那些乱象,就十分不满,只是为顾全大局,不得不暂时忍耐。

西北问题频发,始终肃而不清,不只是刘皇帝,就是向以宽仁著称的刘旸,也失望至极,有些无法忍受了。

针对于此,又督促吏部,对西北吏治,拿出一套更进一步的整治条制来。而对那些借机谋利的商贾,也要做好秋后算账的准备,赵匡义就很贴心地提出,那些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囤积居奇乃至偷税漏税,可都是堂堂正正的理由,完全可以利用,不必急于一时。

喜欢牟取暴利的人,总有个上限,鱼肉百姓者,也往往是权力下的鱼肉,在割韭菜之事上,朝廷干得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早已得心应手。如此,方才稍稍消解了太子刘旸心中的不满。

而不论封锁榆林的政策,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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