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代表的西域绿洲政权，而是西北地区特别是河西走廊一带放牧马、牛、羊的羌人。历史上的羌人分布范围很广，主要以青海、甘肃为中心。周人、秦人在入主中原之前，就曾经与羌人杂居在西北地区。

黄河上游有一条重要的支流—湟水，湟水谷地曾经是上古时代的一块风水宝地。那里发现了距今3000多年前处于青铜时代的卡约文化遗址，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时期，应该属于古老的羌人文化。根据遗址出土人骨dna分析结果，他们的母系遗传基因与现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基因更接近，特别是与云南省的现代普米族亲缘关系最近，而与现代汉族的基因较远。

在湟水谷地另一处距今1900—1700年前的文化遗址中，人骨dna分析结果表明，这支人群的基因与现代汉族较近，与云南的藏族、纳西族也很接近。这处遗址的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东汉到三国时期，根据史书记载，东汉晚期羌人在西北地区给大汉王朝制造了很多麻烦，东汉屡次兴兵讨伐羌人，在这个过程中，以董卓为代表的军阀崛起，并敲响了东汉的丧钟，然后曹操、孙权、袁绍等诸侯讨董卓，开启了纷纷扰扰的三国时代。

两处不同时期的遗址反映出的基因信息，给这段历史注入了新的注解。羌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族群，而是中原王朝对于西北很多族群的统一称呼。在西周时期，羌人似乎还没有受到中原王朝很大的影响；此后在强势秦汉王朝向西的压迫下，羌人这些族群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一部分羌人族群被秦汉王朝纳入自己的体系，这个过程肯定会引发羌人与汉人在族群和基因上的融合。西晋末年，羌人首领姚苌曾经建立后秦政权，与各路势力一道逐鹿中原。其实当时的少数民族并非中原王朝的外来入侵者，他们本来就是被秦汉王朝纳入体系的族群，甚至各个族群之间已经有了很深的基因融合，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把这些少数民族视作文化族群而非基因族群，可能更为恰当。

另一部分羌人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进入秦汉王朝的体系中，或者是由于彼此敌对很深，或者是由于彼此文化隔阂，这批羌人走向了迁徙之路，为躲避强敌，他们可能向南远走，成为今天西南地区彝族、白族、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拉祜族、普米族等少数民族的祖先族群之一。

还有一部分羌人向西走入了青藏高原，他们成为今天藏族的祖先族群之一。

藏族的祖先向青藏高原的进军，是以北方农作物作为武器的。根据考古发现，距今5200—3600年前，携带着粟、黍的农耕人群就已经在青藏高原东北部低海拔河谷地区大规模定居了。此后，一种重要的耐寒农作物—裸大麦也就是青稞出现了，给古人提供了占据高原的新武器。

通过对现代藏族人和周边其他民族人群的基因比较，分子生物学家发现，藏族人中的两种基因型的分布比例，与粟、黍作物从东向西传播的分布趋势吻合得很好，而且与仰韶文化遗址的人群在基因型上有联系。这说明藏族人最早的祖先可能来自仰韶文化人群，至少可以追溯到四五千年前走向高原去种植粟、黍的那批古人。这次迁徙过程，是从低海拔的青海河谷向高海拔的青藏高原的扩张。

距今3300年前，藏族人的祖先人群中广泛拥有这两种基因型。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或者稍早，即卡约文化时期，他们开始种植青稞，并携带着青稞走向高原深处，最终大规模定居在雪域高原上。

在这些勇敢的开拓者中，除了那些粟、黍种植者的后裔外，也加入了羌人族群的身影。此外，甚至还有中亚和南西伯利亚族群的基因也融合到了高原族群中。这些族群可能与羌人类似，在匈奴与汉朝向西扩张的历史背景下，为了寻找生存空间而辗转来到青藏高原。别忘了，大麦本来就是跟随小麦沿着草原之路传输到东亚的，中亚与南西伯利亚族群很早就开始种大麦了。

再往后，距今2000年前，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的人群又经历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扩散，这是高原内部的一次融合过程，基本上奠定了现代藏族人群的基因型分布。

在开拓高原的过程中，藏族先民还培育了身强力壮的好帮手—家牦牛。牦牛驯化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7300年前，根据基因的研究，在距今3600年前，家牦牛群体出现了激增。与青藏高原的考古学相对应，高原史前人群分别在距今10000—7000年前和距今4000—3000年前经历过两次大规模的增长，前者可能是仰韶温暖期时走入高原的狩猎采集人群，后者显然属于农耕人群。牦牛的驯化和群体扩张，与人类在高原上的活动在时间上十分吻合，这说明古人与牦牛是携手征服高原的。虽然目前发现的家牦牛的最早实体证据出土于距今约3750年的拉萨曲贡遗址，但是从家牦牛的基因多样性看，环青海湖地区的家牦牛的基因多样性最丰富，这暗示家牦牛的起源地应该在青海东北部的青海湖附近，那里也是湟水谷地的位置。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可以猜测，也许是羌人先民最早驯化了家牦牛，他们本就是擅长畜牧和游牧的人群。

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