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密特没有立即回答，他伸手拿起桌上那张全家福照片，轻轻擦拭了一下相框玻璃，然后递给了赵振国。

照片是黑白的，但保存得很好。

照片上，年轻的施密特，那时头发还是深棕色，脸上没有皱纹，和一个年轻女子手挽手站着。

女子大约二十七八岁,黑色长发，东方人的面孔，眼睛很亮，笑容温婉。两人中间，是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金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但眉眼间有东方人的柔和。

照片的背景是柏林勃兰登堡门，天空很蓝，阳光灿烂。照片下方有一行手写的德文日期：61年8月12日。

第二天，8月13日，柏林墙开始修建。

“这是”赵振国抬起头。

“我的妻子，李槿禾。”施密特说,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她是中国人。56年，她来东柏林留学，学机械工程。我们在洪堡大学认识,59年结婚。60年，我们的女儿安娜出生。”

他接过相框，用手指轻轻抚过照片上女子的脸：

“61年夏天，我们带安娜回她的老家海市探亲。我们在海市待了一个月，见了她的父母、兄弟姐妹。八月初，我们返回德国，拍下这张照片。”

施密特顿了顿，眼睛望着窗外，但目光没有焦点，穿透了时间和空间，看到了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时代。

“8月13日，李下班去幼儿园接我们的女儿，想回家的时候，柏林已经被隔开了。我在西柏林，李和安娜在东柏林。她俩再也回不来家了。”

赵振国屏住呼吸。

“十八年了，我只能隔着一堵墙，远远地看着我的爱人、我的女儿”施密特的眼眶红了。

“赵先生，我给你这些资料，”他把相框轻轻放在茶几上，双手交叉放在膝上，看着赵振国，“是因为李。如果她知道，我帮了她的同胞，帮了她的国家，她一定会高兴的。这可能是我唯一能为她做的事情了。”

赵振国手里的文件夹沉甸甸的，不仅因为纸张的重量，更因为里面承载的东西，一个德国工程师十几年研究的结晶，一个丈夫对妻子深沉的爱，一个被时代撕裂的家庭的悲欢。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安慰？同情？这些在这样沉重的现实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看看手表，他该走了。

“施密特博士，”他站起身，双手捧着那个文件夹，“这些资料，我会认真学习的。也请您代我向您的夫人问好。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

施密特也站起来，握了握他的手：

“谢谢。照顾好这些资料，用好它们。这就是对我，对李，最好的回报。”

——

六点十分，赵振国回到酒店。

刚走进大厅，就看见唐康泰坐在休息区的沙发上，面前放着一杯咖啡，但显然已经凉了，没有冒热气。

“唐主任。”赵振国走过去。

唐康泰抬起头，脸上没什么表情，“回来了？谈得怎么样？”

他早上就觉察到赵振国偷溜出去，但并没有拆穿。

“他给了我一些资料。”赵振国打开文件夹，给唐康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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